1921年7月23日，一群原本散落在五湖四海的中国人，因共同的理想和信念，经过艰苦辗转的旅途，抵达上海，聚到一起。他们就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他们中，年龄最长的45岁，最年轻的仅19岁，平均年龄28岁。这些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，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、合理的、正义的社会。

01

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两个中心，北方以李大钊为首，南方以陈独秀为首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。实际上，上海党组织的创建犹在北京之前。1915年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（后改为《新青年》），提倡民主科学，1917年去北京大学任教，但囿于人事纷争，1920年初又从北京回到上海。到上海后，陈独秀团结了李汉俊、沈雁冰、邵力子、陈望道等一批知识精英，这些人以《新青年》《民国日报》《星期评论》等为媒介，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5月，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陈望道等是重要成员。这些知识分子常聚集在一起，交流切磋，思想越来越具有一致性。陈望道回忆说：“大家住得很近（都在法租界），经常在一起，反复地谈，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，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”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在一起，组织的萌芽正在形成。

1920年8月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。应该说，相较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，上海方面的人员队伍更强大一些，如李汉俊、李达、邵力子、沈玄庐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，年岁也比北京的学生党员稍长一些。因此，上海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之一。

02

上海、北京党组织成立后，马列主义依靠组织的力量，逐步向外围辐射，武汉、长沙、天津、唐山、太原、济南等地的青年纷纷受到熏陶。时代需要思想，年轻人需要指引，马克思主义在军阀混战、众人彷徨无措之时被引进中国，可谓恰逢其时。人们很快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事，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，在祖国大地冒出尖尖角。

1920年冬天，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，毛泽东、何叔衡、彭璜、贺民范、陈子博、易礼容等是最早成员。有了组织，就等于有了斗争的武器。毛泽东的政治才华，正是通过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得到初步展现。当年底，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，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经验领导他们。当时年轻的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主要来源于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著作。更为关键者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，毛泽东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。

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，国内先后有六个省市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，即上海、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。同时，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。虽然这些党的早期组织相隔较远，成员分布在五湖四海，但抛弃资本主义，走马克思主义道路，却是他们共同的选择。

03

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党，既是组织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实践的迫切要求。1921年3月，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，他指出：“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，C派（按：指共产党）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，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，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，或者有所附托！”李大钊的呼吁和期待，恰好与共产国际的意图相合。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能联合起来，组建一个全国性政党。1921年夏天，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上海，与上海党组织成员李达、李汉俊建立联系，帮助建立统一的共产党。李达回忆说：经过交谈，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，宣告党的成立。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，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。各地代表接信后，都很兴奋。毛泽东是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启程，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，乘着暮色，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。他们走得很突然，没有让亲朋好友送行。当时和何叔衡同在《湖南通俗报》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，偕行者润之，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。”这五个圆圈，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“共产主义者”，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，怕泄露，只能以圆圈代意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，可是因为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北京、汉口、广州、长沙、济南和日本的代表，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，于是大会在当日开幕，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，一幢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，坐北朝南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，经过漫长的旅途，终于聚到一起。对代表们而言，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。毕竟，很多伟大事物在诞生之初，都容易被忽略、被轻视。只有多年以后蓦然回首，才会深切地知道，1921年7月23日——那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子里，中国命运已经开始被悄悄改写。

大会开幕当日，首先拟定议事日程，主要有两点，第一，各地代表汇报工作；第二，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。中共一大召开前，事先并没有准备任何纲领文件，所以起草工作全部在会议途中进行。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，代表们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，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专门进行此项工作。因此，这两天没有开会。

讨论一大纲领时，代表们产生了激烈争论。具体争论些什么问题呢？第一，共产党是否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。第二，革命的斗争方式问题。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当同其他政党联合。会场中一大代表们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并不是意气之争，而是反映了代表们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心，反映了他们严肃认真的态度。可以说，代表们个个都是光明磊落，心怀热血与理想，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都很坦率。

04

正当代表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危险悄悄降临。回顾一大的基本时间序列如下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；24日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；25日、26日两天休会，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；27日到30日讨论纲领。正当一切顺利进行时，却遭遇不测风云。

7月30日晚上，代表们如前几日一样，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。原定这是最后一次会议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都出席了。然而，会议开始不到半小时，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，声称走错地方，而后迅速离开。

此人是谁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有斗争经验，当即断定说：一定是侦探，我们马上解散，再定期开会。一分钟之内，代表们疏散完毕，只留下房屋主人李汉俊和广东代表陈公博。果不其然，不久法租界警察即来搜查会场。因此，开会地点必须转移。

最初有代表提议去杭州。陈潭秋回忆说，在上海找不到适宜开会的地方，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。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，容易暴露，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，因此建议未被采纳。众人正冥思苦想之际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讲：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，可以到她的家乡去。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，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。南湖风景优美，可以雇一只大船，以游湖作掩护，敌人不易发现。代表们表示赞同。

第二天，代表们三三两两地到达上海北站，一个多小时后在嘉兴下车。王会悟早就雇好了一条船。船长不到14公尺，中间有一个大舱，大舱后面有一个小房间，内放一只铺，有漂亮的席枕。房间后面船艄住船老大夫妇，中舱和船头中间有一个小舱，可睡一个人。船的右边有一个夹道，左边没有夹道。中舱内靠后边放有几枕烟榻，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，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，放一张大八仙桌，还有凳子。这就是被后人称颂的红船。

中国共产党最终诞生在烟雨苍茫的小船中，但当年谁又能想到，这小船有一天会成为红船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全部动力和希望？历史的宏大开篇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完成。毛泽东后来感叹说：“中国产生了共产党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。”但在当时，毛泽东和其他代表可能都没有预料到，在南湖这个小船上的会议，会成为整个中国命运的转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