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千年古都迎来新生。3月5日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，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。3月23日，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。25日晚，入驻北平西北郊的香山。自此之后，直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，中共中央一共在香山181天。其间，毛泽东、朱德发布命令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，占领南京，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残敌。同时，在这里，中共中央也为新中国搭建了“四梁八柱”，完成了筹建新中国的任务。

01

1949年3月5日，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提出：“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，成立联合政府，并定都北平”。当时，北平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了，但是，安全形势依然严峻。据统计，解放初期的北平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有4万余人，特务分子有7800余人，嫌疑分子有3300余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经过多方考察，中共中央最终选定香山为进入北平后的临时驻地。

3月23日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。傍晚，入住唐县淑闾村。3月24日中午，到达保定。接着，继续北上到达涿县。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、北平市长叶剑英已经在此等候。当叶剑英提出准备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时，毛泽东立即制止。他说：“我们进城，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，声势不要搞得太大。”后来周恩来出面劝说：“我们不进市区，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，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，大家见个面，也算出个安民告示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毛泽东同意参加西苑机场阅兵。当天深夜，毛泽东等人在涿县换乘火车赴北平。

由于毛泽东不同意进入北平城区，因此，3月25日上午，毛泽东抵达清华园车站后，便立即改乘汽车至颐和园益寿堂休息。下午5时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，并与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见了面。当晚，毛泽东等人乘车由颐和园到达香山。

入住香山后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。初到香山，当毛泽东看到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床是比较高级的弹簧床时，他很生气，说：“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？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？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，今天就不能睡了？”后来，工作人员为他换成木板床后，他才同意住。即使后来到了中南海，他依然住的是木板床。有一次，毛泽东要在香山会见民盟领导人张澜，找了半天没找到一件新衣服，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。当警卫员埋怨说这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时，毛泽东说：“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，安贫者能成事，嚼得菜根百事可做，我们会考出好成绩！”

总之，毛泽东进入北平后，不同意立即进入市区，主张继续保持艰苦奋斗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，不是偶然的。这既是对李自成进北京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借鉴，也是要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政做深远思考和必要准备。

02

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时，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。特别是长江以南及大西南、大西北的广大地区还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，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为了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，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，明确提出“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”。1949年1月6日至8日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他再次强调“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，而不容许半途而废”。之后，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，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呼吁“和谈”。虽然明知国民党所提出的“和谈”要求，只是一种宣传攻势，是缓兵之计，但是，“为了迅速结束战争，实现真正的和平，减少人民的痛苦”，1949年1月14日，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，同意在“八项条件”基础上，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。3月24日，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组成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。为了表达和谈诚意，3月26日，中共中央在进驻香山的第二天，即正式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北平开始谈判。

4月1日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。从4月2日至12日，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。13日，双方代表团进入正式谈判阶段。15日，双方代表团达成《国内和平协定（最后修正案）》。16日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和平协定文本，飞回南京请示签字。4月20日，在和平协定签字期限的最后时刻，李宗仁依然拒绝签字。鉴于和谈破裂，渡江战役随即发起。

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，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。这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反动统治的覆灭。随后，人民解放军又相继解放了无锡、镇江、杭州、武汉、九江、南昌。5月27日，解放上海。6月2日，解放长江口的崇明岛。至此，渡江战役历时42天，胜利结束。与此同时，华北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，先后占领太原、大同、安阳、新乡等地，基本解放华北全境。

渡江战役以后，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。当时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客观情势的需要，提出用“大迂回”“大包围”的作战方针追歼残敌，认为对溃逃之敌“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”。根据这一作战方针，人民解放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野战军迅速地歼灭了胡宗南、白崇禧等部。这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军事基础。

总之，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后期，毛泽东、朱德等人在香山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根本胜利。这为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03

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筹谋擘画，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国体、政体，提出了新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文化各项方针政策，构建起了新中国的“四梁八柱”。

一是，更加明确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。6月底，为了向中共党内和外界进一步说明新中国的性质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，毛泽东在香山写成了《论人民民主专政——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》一文。文章中，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、内容、作用和历史必然性进行了全面、准确、系统的论述，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。

二是，广泛团结民主人士，为协商建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。对民主人士参与新中国筹建工作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欢迎，也高度重视。毛泽东不仅到火车站亲自迎接宋庆龄、程潜等人，而且还在香山会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和民主人士，召开座谈会，还陪同民主人士一起游览天坛。据统计，仅在香山期间，毛泽东就主持和参加会议13次，会见各界人士48人次以上。

三是，制定和修改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《共同纲领》“曾三次起稿，三次命名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凝结着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的心血。在香山居住期间，毛泽东还起草电报202封，发表、审阅、修改文章、新闻稿及声明21篇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新中国的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方面的政策。这都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提供了政治指导。

四是，明确提出“四面八方”方针。1949年4月中旬，毛泽东在香山同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谈话时指出：“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，实行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的政策。”“四面八方”政策提出后，各地各部门积极宣传贯彻，后又写入《共同纲领》第4章第26条，成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。

五是，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。1949年9月5日，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修改，确定将“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，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”写入《共同纲领》草案。经过充分讨论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写入《共同纲领》第51条。这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理依据。

六是，明确提出“独立自主”“平等互利”和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方针。“紫石英”号事件后，毛泽东在谈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和政策时，强调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“必须建立在平等、互利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”。1949年6月15日，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讲话中，毛泽东明确指出：“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，自己来处理，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。”6月30日，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中，他又提出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方针，成为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。

总之，中共中央在香山这段时间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新时代重温这段历史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革命到底精神；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；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。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资源，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和发扬。